姓陈的加拿大黑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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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陈的加拿大黑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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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陈的加拿大黑人

作者:不详

专栏作家魏城/詹姆斯是我到加拿大时认识的第一个黑人朋友,他是一个名叫“耶和华证人”的宗教的虔诚信徒兼传教士。这个宗教没有职业的传教士,传教的任务便由一些使命感特强的信徒自愿地兼职承担,詹姆斯就是其中之一。
我们相识便是由他敲门赠送宗教小册子开始的,此后,他便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,一周一次登门传教。几个月下来,我虽然未能被詹姆斯“点拨”成为虔诚的教徒,但却与他本人成了好朋友。

终于有一天,我觉得我与詹姆斯的友谊,浓厚到足以请他去多伦多唐人街吃一顿中餐的程度了,我便郑重地向詹姆斯发出了邀请。令我意外的是,他见惯不怪地说:“我在家里也常吃中餐,因为我爷爷就是华人。我有四分之一的华裔血统。”

我吃惊地又重新打量了一下他:他在肤色、身材、长相等方面,完完全全都是一个黑人,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痕迹。他仿佛读懂了我眼中的不解和诧异,笑着说:“我奶奶和妈妈都是黑人,也许女人的遗传基因更强吧。你知道吗?我姓陈,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姓。”

此前,我并不知道他的姓,只知道他的“地地道道”的英语名字:詹姆斯。

我们来到了唐人街一家中餐馆,一边吃,一边聊,此时我才知道,虽然詹姆斯本人出生在加拿大,但他父母都是来自牙买加的移民,而他爷爷则是从中国广东飘洋过海定居牙买加的青年移民,在当地娶了一个黑人女子为妻。

詹姆斯本人的妻子也是一个“地地道道”的黑人,所以,他们的几个孩子更看不出任何华裔血统的痕迹了,但这些孩子却同样有一个“地地道道”的中国姓氏:陈。

后来,我曾经在多伦多的一个移民公司打过工,接待过许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申请人,其中便不乏黑发黄肤的“纯种”华人,以及肤色、相貌早已 “非我族类”、却仍然冠以“地地道道”的中国姓氏的混血华人。我也因此了解到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地域广度和历史深度:此前,我对中国人历史上“下南洋”或去北美修铁路的故事并不陌生,但我并不知道,就连美国以南的牙买加、圭亚那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类当代中国人很少听说的国家,历史上也曾移居过很多中国人。

与赴美国、加拿大修铁路的多数中国男性“光棍儿”回乡讨老婆再带回北美的情况不同,在南美英国殖民地打工的中国小伙子,有不少人在当地娶了异族姑娘为妻;与东南亚某些国家强迫华裔后代改姓土著姓氏的做法不同,南美这些英语国家本身就是“百族混居”的移民国家,政府从未刻意地强迫某些族裔改姓,所以那些与异族通婚的华裔小伙子,就把赵、钱、孙、李之类“地地道道”的中国姓氏传了下去。

锁不住的移民浪潮

最近,中国一套热播的系列电视片《大国崛起》,又重新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发了有关“海洋文明”和“内陆文明”的争论,重续18年前电视政论片《河殇》引燃的战火。
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、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:《河殇》所提出的中国文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内陆文明的说法,说得太笼统,并不完全准确。

“中国的海洋文明从南宋以后,尤其是15、16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了,向海外移民,向东南亚移民,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”电话中,年逾古稀的余英时先生回答我的提问时旁征博引,思路和口齿非常清晰:“中国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移,是一个大的趋向。中国最早的政权都是在西北的,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,如匈奴、突厥等,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角色,所以把很多很多的汉人向南方推移。魏晋时,匈奴人、鲜卑人占了北方,中国分裂了,很多汉人就南渡,而南渡事实上就是向海洋移动。到了南宋时,金人占了北方,宋朝政权南移,宋高宗甚至认为,我们对外贸易赚的钱那么多,我们不应该向农民收那么多税了。你瞧,连这种观念都出现了。所以,后来才有郑成功这种力量的出现,当时是海盗与贸易不分的,后来又与抗满合而为一了。例如,荷兰人后来在东南亚发现了很多中国在当地贸易的文书,这些发现说明,中国当时是在向海洋的方面移动。”

余英时先生承认,中国明清两代当权者的确禁止百姓移民海外,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。但他又对我强调说,官方的锁国政策根本“锁”不住民间海外移民的浪潮: “明朝虽然封船,并禁止海外移民和海外贸易,但民间的热情未减,禁也禁不了。清朝也曾禁止向台湾的移民,担心民间以台湾为基地反抗满人,但乾隆中叶,前往台湾的移民已经有200万人。历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都难以奏效,光靠一个政策,是锁不住的,利益所在,人家要吃饭嘛,所以,自16世纪明朝末年以来,福建人都是半年在田,半年在海,因为没有什么田可耕,只好出海嘛,所以,这个是挡不住的。”
据池子华、朱琳所著的《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》所述,“下南洋”的中国移民来自中国全国的大部分省区,但福建、广东人占绝对多数(95%以上),这与自然、人文因素极有关系。闽、粤两省海岸曲折,人民与海相习,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;两省距离南洋较近,往返方便,路近费省,较之去拉美等地,更具有 “可选择性”。

历史上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潮主要是两个流向:下南洋和去美洲,而赴欧、赴日、赴澳的中国移民潮主要发生在当代。早期移民潮对缓解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压力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葛剑雄等人所著《中国移民史》中,有一个简单的计算: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,由闽、粤两省向海外输出的移民每年平均十万人以上,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,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,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。

不过,如果把眼界放远,纵观华夏民族形成的远古历史,那我上面所说的“早期中国海外移民潮”,甚至包括余英时先生所讲的汉人南移的历史故事,仍然都是比较晚近的事。其实,整个华夏文明史,就是一波一波的“南下史”:最初,祖居中原的“汉人”,因扩大疆域或逃避战乱而南下,把“南蛮”推到东南亚诸国;后来, “同化”了入主中原的“东夷”、“西戎”、“北狄”的混血“汉人”,面对来自西北方、正北方、东北方的新一波入侵浪潮时,再次举家南迁,把早已分不清是 “汉人”还是“蛮人”的南中国居民进一步南推……

美国学者贾雷德·戴蒙德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中,通过对大量考古学证据和语言学证据的分析和研究,甚至得出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结论:目前东南亚诸国和南太平洋诸岛的主体居民,其祖先最早居住在中国华南地区和台湾地区,后来被南下的北中国人挤压,被迫进一步南迁,是第一波“下南洋”的“华南移民”,而如今这些国家和岛屿的“华侨”,其实是最新一波“下南洋”的“华南移民”。

说不清的族裔身份

这一期专栏,我主要写了历史上中国的海外移民。下两期专栏,我还想分别谈谈中国当代的海外移民和中国古今的内部移民。

其实,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,华人的历史也不例外。移民又分海外移民和内部移民,《中国移民史》一书就是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内部移民的专著,该书作者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甚至说:“没有移民,就没有今天的中国,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,也没有中国的城市。”

在全球化的今天,人类迁移的速度更快,跨度更大,规模前所未有。面对人类数百万年大迁徙、大融合、大混血的历史,“种族”、“民族”这类近代概念则显得那么苍白、那么生硬、那么不合时宜。例如,我至今也说不清我的朋友詹姆斯·陈究竟是华人?华裔的后代?还是黑人?也道不白他到底是非洲人?亚洲人?还是美洲人?他其实什么都是,又什么都不完全是:他爷爷来自亚洲的中国,他奶奶的远祖来自非洲,他爷爷奶奶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相识相恋,他爸爸妈妈离开中美的牙买加,移民到北美的加拿大……噢,太复杂了!即使我严谨一点儿,说他是“具有四分之一华裔血统的黑黄混血儿”,可能也得不到他的认同。

在多伦多那家中餐馆中,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詹姆斯:“就血统而言,你怎么称呼自己呢?”

他笑了,想了想,说:“我出生在加拿大,从来没有去过爷爷的故乡中国,也从来没有去过父母的老家牙买加,所以我更认同加拿大。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,没有人在乎你的血统。这么说吧,我是一个喜欢吃中餐的加拿大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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