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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派辛健侯系形意拳传承纪事

(辛延海口述 张庆云整理 《武林》2005年第六期)

第一次国考

时间:1931年9月6日至10日
主办人:张学良
主持人:许笑羽、纪绶清
报名地点:故宫西院
比赛地点:小河沿公共体育场
监擂:胡奉三
裁判:张策
擂台结构:土台席棚
项目:拳、剑、枪
器材:枪杆前绑扎棉花沾白灰,以点中的点数多少决定胜负;刀,木刀;剑,竹剑

获奖人:辛健侯、尹廷瑞、吕青贵、刘宝瑞、张定一等。

第二次国考

时间:1947年8月5日至13日
主办:东北抗战烈士纪念会
主持:郭歧风、王家祯
裁判:李玉琳、刘宝瑞、杨汝霖、辛健侯
地点:国际体育场(现沈阳市体育场)
办法:先表演刀、枪、拳等,然后参加比赛,分预赛、决赛。预赛先作表演,表演合格进入决赛,决赛入场券有照片;无级别抽签。
参加人数:有多名进入决赛
器材:枪,蜡杆,七八尺长;短兵,日本竹剑
奖品:银盾

获奖:辛延海、申钧儒、马献图、杨俊秀、尹清和、郑玉甫等。

-- 摘自《辽宁体育文史资料》武术专辑

日前,笔者拜访了辛健侯长子辛延海先生,就东北两次擂台赛和辛健侯先生的武学情况做了一些了解。以下是访谈纪录。

张:辛老,您好!我最近看到了《辽宁省体育文史资料》上辽宁两次国考的记载,很有兴趣。您父亲是第一次国考的冠军,您又是第二次国考的亲历者,历史的见证人哦!想请您给讲讲比赛的情况可以么?

辛:新中国成立前,东北一共举办过两次国术考。第一次国术考是“九一八”前十多天在沈阳小河沿举办的,原来是为了参加华北体育运动会而做的选拔准备,虽然在辽宁进行的国考,但因主办人是张学良,参加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北三省,不少武术名家都参加了。可是赛后没几天,就爆发了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兵占领了沈阳,以后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那次比赛奖品发的是奖牌和银盾,银盾分大小,我父亲是第一名,得了个大银盾,刘宝瑞他们的是小银盾,过去家里有张他们领奖的大照片,可惜“文革”期间都烧了,除“四旧”么,我母亲胆小,哪敢留着呀?据说原奉天公署档案和《盛京时报》都对比赛情况有记载,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查到,或者别人手里还有没有?

张:听说辛健侯先生那次比赛很多精彩的表现,其中以快刀法赢了一个擅长武当剑的名手?

辛:哦,我父亲教我练刀的时候,提到过这件事。那人姓李,还是形意拳的同门呢,好像当时在大帅府当教官。我父亲当时用一招“换手刀”劈到他的后背上,擂台上举手不留情么,因为那可是淘汰赛,你要想得第一就一分也不能输。当年我父亲比赛的情节,后来社会上不少老人都在流传呢,不过那时候我刚出生不久,知道的不多。

张:那您讲讲第二次擂台赛的情况吧,亲身经历,应该记忆犹新哦。

辛:第二次擂台赛是1947年,当时刚结束抗日不久,由于是为了募捐举行的,所以不仅东北,长江以北地区很多人也来参加了。那年我17岁,正念高一,趁暑假来参加的。比赛第一天是表演,还有不少外国人观看呢。第二天才开始擂台赛,刀两天,拳三天,枪一天,一共比了七天,最后一天是发奖。当时场上主裁判是纪文才,边裁判是张万成。擂台是个大台子,边上有个小台子,是主席台,坐着几个裁判,当时我就看见父亲也在那里。比赛期间裁判都到我们武馆来拜访,我记得那次父亲介绍来的人有骆兴武师伯,还有一个女的,是从南京术馆来的。但不记得有李玉琳,如果他来沈阳应该到我们武馆来呀。

这次擂台赛的规则是沿袭的第一次国考规则,规定踢上一脚或者打上一拳就得一“轻点”,算作一分,打倒就是一“重点”,得三分,器械也是一样。如果输一“重点”立刻就被淘汰了,我第一场拳赛跟郑瑞璞打,两个照面儿就得了一“轻点”和一“重点”,把他淘汰出局了。其实得两个“轻点”就可以胜出了,也不必非得这么麻烦。

张:郑瑞璞不是很有名气的武术家么,您把他都淘汰了?

辛:呵呵,其实那也有侥幸成分。他上场看我是个毛孩子,就很轻视我。我们上擂前都先要搜身,不许带任何东西,上台后再由边裁检查一遍,随后分别站在相距一米的两个白圈内。主裁判介绍一下规则后,下令开始。当时见郑瑞璞两腿直立抬起左臂做“要手式”,态度很傲慢,我就突然上手一晃,左腿疾进,右腿用龙形脚蹬在他右腿根上,他刚吃一惊,裁判已鸣哨,喊一声“轻点”,第一回合就结束了,我俩退回到白圈内。第二回合一开始,我看到他面带怒色,就以静待动做好了防守反击的准备,果然他先动了,左脚带着风声向我踢来,我急忙用鹰形的左下扇翅转腕挂掌,用右脚踢他的支撑腿,趁他身体后仰站立不稳,我顺势左手翻腕抱住他的左腿向前猛推。台子边上有腰那么高的栏杆,当时把他上身都推出栏杆外面去了,眼瞅就摔下台去了,台下放着三副刀枪架子呢,这时裁判高喊“危险,停!”急忙把我们拉开,主裁判和角裁判同时喊“重点”,宣布我获胜。当下台时,我请他先下,见他面色苍白身体发抖,怒气尤盛,后来听说他回去就大病一场。我和他的儿子郑金生是伊光中学(现在的回民中学)的同班同学,再见到这同学时,我总感到很不自在。其实他功夫也很不错,那次主要是他轻敌,被我打个措手不及。

那时候打擂要打满六场:三场拳、两场短器械,一场大枪。说来很巧,我第一场跟郑瑞璞比的,第二场比赛碰到对手又是郑瑞璞的高徒,当时打得很激烈。他是一个新闻记者,戴一副眼镜。刚开始他跟他师父一样,上来就是一脚,又被我抓住。不过,他比他师父手狠,立刻用右手抓我肩,左手直取我咽喉,我化开的同时裁判鸣哨,宣布他犯规。再开始比赛的时候,他这次变招了,主动卧地用剪子腿和我对阵,我则围他来回转,就是不抢攻,大约两分钟吧,他突然想起身时,我快速转到他的背后,一脚把他蹬趴下了,结果他输了一个“重点”。第三场拳赛是一个中年人,他的功夫一般,我用拳脚各赢一个“轻点”,也把他淘汰了。这就是当时拳赛的的真实情况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擂台赛,所以记忆犹新,永生难忘。 这是拳赛。比刀的时候,是跟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比,他用的是日本剑道劈刺术,结果我用父亲传的快刀法,一上来就在他腿上连砍了两刀。现在有人说日本刀法怎么怎么实用,我看技术很不全面,下盘就很空虚么!再有就是比大枪,蜡杆前面裹个橡胶头儿,沾上白灰,双方单手持枪对面站好,枪尖互相搭着斜置地上,等裁判一挥小旗,趁他双手操枪的功夫,我单手持枪直截就戳了他一枪,就这样又赢了他,谁让他出枪慢,这也就是个先机的问题,呵呵!

张:哦,于是您一路过关斩将,最后得了冠军?

辛:不对,我不是冠军。那次比赛没有决到最后,本来是要继续抽签决出“五虎将”的,不知道为什么不再比了,而是对比赛中胜出的10人最后都给了奖。至于名次是按当时的积分情况判定的,应该是申钧儒第一,我是第二名。至于文史馆资料为什么这么排序,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比赛一共两个组,我是第一组的第一名,申是第二组的第一名,就按小组顺序写上了,其实他在大枪比赛中积分比我高一分。申钧儒的师父就是大枪刘宝瑞,当时担任国民党北市区委书记,很有势力的!

张:您还记得获奖的10个人都有谁吗?

辛:那次比赛记得是尹清和第三。当时就知道姓尹,在大西关热闹市教八极、劈挂,是个山东人,性子很倔。当时领奖的时候,第一名第二名发的锦旗,从第三名开始发的是银盾。当时他在我身后领奖,很生气,假装没拿住,把银盾摔地上去了。第四名是我师兄杨俊秀,第五名是郑瑞璞的姑爷叫郑玉甫,他去比赛时候穿着国军中尉的制服,显得很乍眼,听说解放后当了沈阳交通局的正骨医生。那次领奖是在市政府斜对过一个红楼的二楼,按顺序分拨儿进去的,我最后就看到郑玉甫了,然后就出来就跟杨师兄合影留念去了,后面还有谁进去领奖就没注意。但那次比赛还有我师兄张国良和七星螳螂拳的王庆斋也获了奖,是第几名我就记不得了。再有就是摔跤比赛,我记得第一名是满宝珍,第二名是董永山,都得的是银盾。

张:辛老,您父亲辛健侯是东北武林传奇人物,武术界传得很神的,您方便讲讲他的习武经历么?

辛:我父亲是1905年出生的,属小龙,按家里人计算,今年刚好应该是他100岁了,但实际上他只活了47岁,连半百也不到啊。至于他哪天出生,我们都不清楚,我的记忆里他就从来没过过生日。按我们老家的风俗习惯,小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,中间的青壮年是不过生日的。我们老家是河北新安县,后来搬到天津,父亲就是在天津长大的。我爷爷喜欢文艺,就送我父亲到戏班子里学戏,跟李万春的师父是同科师兄弟,他是学武生的,我父亲是学花脸的。李万春后来到我家里来过,家里现在还保留着李万春的亲笔画呢。后来父亲没坐完科,因为长了一身疥疮,我父亲在家是独生子,我奶奶心疼儿子就给领回来了。回来后,就在天津教会中学读书,赶上体育老师是李存义,打那开始就接受了李存义的形意拳启蒙。我父亲小时候就喜欢舞刀弄枪,也跟人学了些长拳类的武术,还爱好篮球、拳击等现代体育。接触李存义后,我父亲的兴趣就转移到形意拳上来了。后来李存义岁数大了,我父亲就正式拜尚云祥为师。尚云祥是李存义的徒弟,但他的形意拳有独到之处,被后世尊称为尚派形意。 能者为师么!后来我父亲也总教育我们说:“师爷拜徒孙,有道便为尊”。他对尚云祥始终很尊重,练功也刻苦,听我奶奶说,他经常骑自行车从天津跑到北京去找尚云祥学拳,来回好几百里路呢。我父亲的腿功大概就是那么练出来的吧,哈哈!

张:听说辛健侯创建了辽宁国术馆,但我在资料上看到1931年承办国术考的辽宁国术馆馆长是许笑羽,副馆长是张策呀?

辛:我父亲跟着我爷爷的评剧班子从天津来到沈阳后,落脚在北市场的中央大戏院。大概1930年左右,我父亲开办了辽宁国术馆,馆址就设在戏院的隔壁。承办第一次国考的辽宁国术馆跟我父亲的国术馆是不是一回事,许笑羽师伯到底来没来,我就不知道了。按说那时候从中央国术馆到各地方国术馆,馆长都应该是政府官员呀,都是当地省长、市长、区长兼任的, 比如说江苏省国术馆馆长是省长钮永健, 副馆长是孙禄堂, 河北省国术馆馆长是当时的省长商震等等。再说一直也没听说过沈阳有许师伯的传人哪!不过,我父亲和许师伯他们的师兄弟感情始终很好。至于张策,我就更弄不清楚了。

武术界有个规矩,那就是出了名以后要谢师。我父亲那次擂台赛夺魁后,就带着大洋到北京谢师来了,并且住了很长一阵子,跟尚云祥先生又学了不少。“九一八”以后日本兵占领沈阳,父亲不愿意在沈阳呆,就去了关里,到了南京国术馆,被分配到一个航空技术大队担任教官,后来又到湖南担任过国术比赛的考官。没多久各地国术馆都陆续解散了,我父亲就又从关里回来了。这一去一回,都在尚云祥哪儿住上一阵子,钻研形意拳。

从我记事起,我父亲就穿着马褂,什么也不干了。除了练武,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呀,干什么都赔,卖过古玩,赔得更多。于是就在家里教武术,成立了武术场子,也就是俗称的开“拳坊”。国术馆解散后,沈阳武术界后来又成立了“奉天武道振兴会”,会长是一个日本人,副会长是中国人,姓王。武道振兴会下面设了29家传习所,也就是俗称的“29分会”。我父亲的是第一分会,地址在北市场“四海升平”茶楼的隔壁,那时候我家在“文慎里”买了房子,不跟武馆在一起了。此外,北市场关帝庙张鹤久的场子是第4分会,皇姑王庆斋的是第26分会,别的就记不住了。

张:能讲讲您父亲是怎么练功的么?

辛:我父亲会的武功很多,尤善单刀和大枪。除了形意拳,还钻研杨式太极拳和程式八卦掌,但教的人不多,后来太极和鸡爪鸳鸯钺传给了孟宪荣师兄,八卦掌传给了杨俊秀师兄。不过自己跟谁学的他没讲,就是讲了,我那时候对这也不关心,倒是讲过的“眼镜程在眼镜店学徒三年,凳子漆都没掉一点儿,因为他屁股从来不挨凳子上,就那么马步蹲了三年”这样的话,我记得很清楚。

父亲说“功夫不负苦心人”,他自己就很下功夫,讲究实践。小时候看父亲总抱个铜球运气,还经常用食中二指*举一个150斤的礅子,来练蛇形指功,所以功力很大。一天上午,北京三个练形意拳的来踢场子。当时父亲不在,只有孟宪荣、张炳勤和一个叫“小三子”的在场子练功,张就急忙跑去把父亲喊回来。来人见到父亲,就要求比武,结果一上手,我父亲用一个骀形单式就把头一个打倒了。第二个上来,仍然是这一招,对方又倒了。第三个显然有了防备,可是我父亲这次却换了蛇形,一下把他给扔了出去。当时我家的武场子很大,中间是个柱子,把场地分割成一大一小两部分,靠墙是刀枪架子。平时我们人少的时候就在小场地这边练功,那天比武却是在大场地,结果这一下就把对方从大场地扔到小场地那边去了,足有5、6米远。三个人好半天才爬起来,看样子伤的不轻。后来,这三个人就非得请我父亲去吃饭,我父亲没空儿,就让他师弟张宗升去了。马车来接的时候,在大门口两个人上来架张的胳膊,想找回面子,结果又被张师叔一个掏胳膊摔给扔车里去了,这回三个人才彻底服了。记得那天是星期六,当时小学是周六半天课,我中午放学回来正听大家在讲这件事呢。

张:看来比武打了人,还有人请吃饭,蛮不错的呀!

辛:也不都是人家请,我父亲也破费过。我家武馆的隔壁是一个茶社,叫“四升平”茶社,有一天,来了一群便衣特务捣乱起哄砸东西,客人都吓跑了。茶馆掌柜的姓杨,是个很老实的老头,就从后门跑到我家的武馆找我父亲去帮忙。我父亲就过去劝解,结果说茬了,差点跟那帮人打起来。但最后还是没打,不是像外面传的那样我父亲一个人把十几个特务给打得落花流水,那样我父亲哪能活着回来?现在的人一说练武功的,就好像天不怕地不怕,跟武侠小说里面的大侠一样为所欲为。其实练武的也是普通老百姓,“穷不跟富斗,民不跟官斗”,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啊!那次的结果是我父亲请那帮人吃了顿酒席,才把事情解决了。过去父亲好跟人动手,打那以后就轻易不动手了,外面有谁讲闲话的,都是让杨俊秀师兄出面,打倒就回来了。不过伪满时期沈阳有不少日本浪人、朝鲜浪人,时不时就有到武场子捣乱的。现在外面传说我父亲如何如何把日本人打得浑身是伤。这纯粹夸张,打是打过,但能不打尽量不打,为什么?人家有势力呀!那咋办呢?我父亲遇到这情况一般就出来表演几手功夫,把他们吓跑了。我就见过父亲把米粒托在掌心里,一运劲,手掌不动米粒却在掌心里跳动。再有就是把手掌贴近蜡烛不动,火苗却向另一侧倾斜过去。父亲最喜欢表演的是,把三块砖夹在两掌之间,突然发力,中间的砖震碎了,两边的砖还好好的。。。。。。父亲的这些功夫都没传下来,可惜!